2023.2.13
记者：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千百年来，慢慢一直到中共，对于中国的这些控制统治之后，人民显然好像也对这些事情非常的习以为常，所以从这里来讲，您甚至提到说，这种甚至沦为费拉顺民，这个费拉顺民大概也是您特别有提到的部分，也许也麻烦您可以帮我们来介绍，所以整体来说，甚至您说这比洼地的韭菜还不如。是不是可以请您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答：
就是人的行为是依靠他的博弈习惯造成的。
如果你预期你的邻居是你潜在的敌人，比起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更加危险，假如你在反抗统治者的过程当中，为你的邻居争取福利的过程当中，会遭到你的邻居出卖，他们会吃你的人血馒头而不会支持你的话，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什么也不要做，等待邻居当中有一个人出来当傻瓜，让他来牺牲，用他的牺牲给你们造福而千万不要自己跳出去，牺牲了自己为你的邻居造福，却得不到邻居的任何回报，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那么集体行动的链条就被破坏了。
所有的人都指望，我做出在一系列让步以后，能避免打击直接落到我的头上，而别人会忍耐不住首先跳出来，用他的冲突为我造福，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囚徒悖论了，一个放大版的囚徒悖论，会使每一个悖论的参加者在游戏结束的时候都处在游戏开始的时候更加糟糕的状态。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囚徒和囚徒之间是完全不能信任的，他们相互之间的敌意超过他们对假定统治阶级的敌意。
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西欧封建社会当中根深蒂固的结构，我们知道西欧封建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契约经常是跨越世代的，像租地的契约经常是几代人几代人的时间租，而不是只租几年，你可以假定你所在的阶级和你的邻居跟你有非常长远的关系，早在你的祖父辈甚至更早的时代，他们都已经习惯于按照传统规范的方式去相互支援或者是相互交换利益了，这些历史经验就是你可以指望的，在行动中可以指望的依靠，也就是说国王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他们要求获得历史惯例以外，没有的其他的新的好处，那么受到影响的其他阶级可以根据历史惯例进行反制，之所以可以反制是因为你的祖父多少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大家只要重复原有的模式就行了。
换句话说，我们习惯的所谓的欧洲的自由本质上是欧洲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策略，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阶级壁垒和强有力的法团结构，所以各个社会上的各个团体都习惯于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相信自己团体内部的人相互之间是不至于背叛的，在东方国家这样的纽带倒不够多，但是即使是在欧洲人认为非常专制的伊斯兰国家，其实我们现代人称之为非政府的民间团体组织仍然是相当强大的，伊斯兰国家的君主通常不能够对他们的教法学家的团体实施绝对的权力，教法学家团体有一部分是民间团体产生的，他们经常为了资助他们的商人或者是市民的利益而反抗君主，而君主根据他们的宗教经典也不能够将这样的团体完全消灭，所以他们只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看比较专制，按照比他们更加专制的东亚人的标准来讲的话，其实反抗能力是相当强的。
所谓只怕货比货的格言，比如说蒙古帝国时期，西亚和东亚曾经短暂的，同样处在蒙古征服者的统治之下，而蒙古征服者也采用了相似的方式来处理财政问题，例如元朝在财政大臣三宝奴的主持之下，曾经用纸币政策解决财政问题，而波斯的伊尔汗国也用同样的方式企图发行纸币，但是造成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双方采取的政策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纸币，这样的纸币是注定要造成通货膨胀的，元朝迅速地发行纸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元朝政府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处罚了三宝奴和几个负责的大臣，但是受害者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纸币危机一直持续到元朝末年，金、元两朝的社会动荡都跟纸币危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到了明代，明初的纸币迅速失败以后，大家恢复使用铜币，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铜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然而在波斯同样的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当朝廷印发了纸币准备强迫商人接受的时候，波斯的商人公开罢市，拒绝使用纸币，坚持要按照传统方式使用金银，蒙古大汗虽然是他们的征服者，却没有办法强迫他们使用纸币，最后印发的纸币不得不收回，波斯商人将会和过去一样使用金银这样的硬通货币，这意味着朝廷将没有办法用纸币来进行剥削，然而在东亚，元帝国却成功地实行了纸币政策，在元帝国以前的金朝和元朝之后的朱元璋政权也实现了同样的目的，就可以看出所谓无知的黑夜当中乌鸦才会一样漆黑，同样是蒙古帝国，波斯商人对朝廷横征暴敛的抵抗能力就要远远超过东亚商人，这跟伊斯兰社会能够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的能力是超过东亚社会是很有关系的。
然而元朝、明朝、清朝时期的东亚社会比起共产党时期的东亚社会相比组织能力又强多了，至少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或者其他的征服者从来没有把地主资本家彻底消灭掉，从来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不允许人民拥有任何财产，连不关心政治只求闷声发大财都不允许，把所有人都变成赤贫的无产阶级，没有国家的配给就无法生存，因此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个社会组织力比明清时期社会组织力又更加薄弱，常次组织运动又有一个目的就是鼓励邻居和邻居之间相互出卖，用邻居的损失作为自己从政府手里面受到损失的补偿，因此大家相互揭发习惯了，就更加不能相互信任，这种局面对于改革开发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在与中国同样贫穷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就很难像中国这样产生出大量的农民工，他们的廉价劳动力产生出来为国家赚取外汇，印度或者东南亚的穷人在他们的村社社会组织当中有能够信任的同伴，所以他们的权利有一定保障，不会完全混不下去，而中国的农民呢？到富士康或者是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是他们够指望的最好条件了，如果留在家里的话，在党委书记或者是在邻居的相互压迫之下，他们会过得更糟，中国的农民和中国工人急于打工，并不是自由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功劳，恰好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摧毁了儒家社会残余的一点社会纽带，使得人民完全无法相互信任，因此无法相互信任的人民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愿意接受最低廉的代价，而没有任何资本家能够抗拒最低成本的运作，所以中国因为这个原因才成为全球资本家和统治者的天堂，而印度东南亚，哪怕是其他的贫穷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公平发达、法治健全的西方国家就更做不到这一点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好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对中国社会实施原子化暴政的结果，成功地把中国社会瓦解到了最低限度的原子化状态，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连家庭最低限度的原子化小家庭都不再成为沦陷区编户齐民的护身符了。在明清时期儒家社会的编户齐民，虽然不信任朝廷，但他们还信任他们的家庭，所以他们在家庭当中还有责任感愿意承担家庭责任，因此他们还有较高的生育率，像印度东南亚的贫穷国家一样，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平民人口，却男人和女人之间相互信任，父母和儿女相互信任都做不到，因此大家都不愿意为最小家庭做出牺牲的长远投资，因此连结婚都变成多余，生育率迅速下降到比起日本韩国更低的水平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韭菜割了以后并没有长得更旺，而是渐渐地被灭绝了，不用说这样的人口减少将会使得中国廉价劳动力无法维持，对于中国共产党得财政收入也是不利的，但是天下不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弊病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即使因为残酷的结构社会而获得的好处，包括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好处，那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要经受因此造成的社会瓦解人口凋敝造成的痛苦了。